1950年2月17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为留苏学生任湘题写“开发矿业”四个大字。这四个字不仅是毛泽东主席对一个留学生的殷切希望，更是寄托着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对中国矿业发展的期望。“开发矿业”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地矿人献身祖国地矿事业的巨大的精神动力。

　　1950年4月，李四光应邀回国，受命组织全国的地质工作。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成立。

　　与此同时，在苏联的帮助下，人民政府接管的矿山开始恢复生产，并兴建了一批新的矿山。

　　短短的几年时间，全国83%的煤矿恢复生产。1952年全国煤炭生产能力增长到7000万吨，原煤产量达6149万吨，约为1949年的两倍；全国共生产铁矿石近千万吨，其中1952年生产铁矿石429万吨，为1949年的8.5倍。1952年，全国原油产量达19.55万吨，约为1949年的3.6倍；钨、锡、镁、钼、铜、铅、锌、锑等8种有色金属精矿产量达47697吨，产金6.452吨，为1949年的1.6倍。

　　同时，扩建和新建了一大批矿山，一座座矿业城市拔地而起。煤矿：重点扩建了开滦、大同、阜新、鹤岗等15个老矿区，同时开始新建平顶山、包头、潞安、鹤壁、中梁山等10个新矿区。铁矿：扩建和新建了辽宁鞍山和本溪、河北迁安和邯郸、四川攀枝花、内蒙古白云鄂博湖北大冶等地的铁矿。石油：建设起了大庆、胜利、大港、辽河、中原、克拉玛依、苏北等地的油田。此外，还在云南、湖南、广东、辽宁、甘肃、河南等地新建了一大批有色金属和贵金属矿。

　　这25年间，我国的主要矿产品产量大幅增长。1978年，我国原煤产量达6.1786亿吨，为1949年的19倍；原油产量达10405万吨，为1949年的867倍；铁矿石产量达11779万吨，为1949年的199倍；十种有色金属产量达95.24万吨，为1949年的73.26倍；黄金产量达19.673吨，为1949年的4.8倍；化肥产量达869.3万吨，为1949年的1448倍；原盐产量达1952.5万吨，为1949年的6.5倍。

　　回过头来看，这一时期，尽管由于经验不足、国际形势的影响，以及指导思想上的偏差，矿业行业受到了大跃进时期全民大炼钢铁、十年“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的冲击与影响，矿业发展没有取得本来应当取得的成果，但矿业发展的主轴仍是落实“开发矿业”的精神，地质工作仍然取得长足进展，一大批新建的骨干矿山建成，并涌现出大庆、鞍钢那样的先进典型，矿业文化深深地融入到矿业开发的实践当中，成为巨大的精神推动力。

　　矿业开发方面，建成兖矿、大同等14个现代化矿务局和王庄、石圪节、漳村等107个现代化矿井；贵州瓮福、湖北大悟黄麦岭和湖北荆襄三大矿肥基地，青海钾盐矿一期工程，辽宁宽甸硼矿，江西永丰、浙江遂昌、内蒙古四子王旗等地萤石矿等相继建成投产。

　　从1949年至矿业发展高峰时的2016年，我国煤炭产量从32万吨增长至33.64亿吨（2015年最高时为37.5亿吨）；石油从7万吨增长至2.0亿吨（2015年最高时为2.1亿吨）；天然气从700万立方米增长至1368.3亿立方米；铁矿石从59万吨增长至12.8亿吨（2015年最高时为13.8亿吨）；十种有色金属从1万吨增长至5283万吨；黄金从4吨增长至453吨，并且我国已经连续几年是世界上第一大黄金生产国。

　　截止到2015年的统计，我国非油气矿山企业数量为83648个，其中大型矿山4140家，中型矿山6667家，小型矿山48390家，小矿24451家。2015年开采矿石总量（原矿量）为96.28亿吨，矿业总产值为11735.62亿元。另据统计，我国因矿而兴的各类矿业城镇有400多座，矿业城镇人口约3亿人，成为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部分。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建成了包括能源、钢铁、有色、化工、非金属及建材在内的，比较完整的矿业及原材料加工工业体系，形成了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供给体系。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和贸易国，真正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矿业大国。

　　我们也要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资源的大规模开发，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由于长期的粗放式、压缩式发展，在生产方式上呈现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循环的特征，致使发达国家在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中国集中出现。突出表现在能源和其它矿产资源的消耗增长过快，资源环境代价过高，资源环境保护压力不断加大，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造成了“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我们在享受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的同时，也在承受这些发展带来的副作用。

　　从行业和企业的角度来看，在如何兼顾好矿业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仍存在不少短板：比如，资源基础不牢，一些矿产对外依存度偏高；矿山技术装备水平不均衡，不少中小矿山企业的生产工艺和设备仍然落后；矿业研发经费投入不足，创新能力不高，创新动力不足；市场投资、资源环境缺乏吸引力；一些地方粗放式开采，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不充分，环境严重污染、安全问题突出等。

　　对此，在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内自然环境的双重约束之下，如何绕过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传统工业化之路，实现资源开发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环境，高效利用矿产资源，并采取切合实际的对策与措施，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并认真思考、切实解决的问题。

　　原国土资源部联合各相关部门综合施策，全力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矿山生态修复。报请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的意见》。联合工信、财政等部门下发《关于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的指导意见》，鼓励各地探索PPP模式、第三方治理等。印发《关于探索利用市场化方式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的意见》，明确激励政策，吸引社会投入，推行市场化运作、科学化治理的模式。同时，明确煤炭、铁等88个矿种“三率”指标要求，遴选推广360项先进适用采选技术、工艺及装备，提升了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水平。

　　在地质找矿方面，经过10年的努力，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丰硕成果。石油、天然气新增资源量分别为101亿吨、6.85万亿立方米，约占新中国成立以来查明总量的25%、45%，发现17个亿吨级大油田和21个千亿立方米级大气田；晶质石墨新增资源量为3.36亿吨，约占新中国成立以来查明总量的65%，锰、钼、钨、金、铅锌、铝土矿、钾盐、煤炭、铜、镍、萤石储量均有大幅增长，新形成32处非油气矿产资源基地。在长江经济带取得页岩气调查重大发现，在青海共和盆地实现干热岩调查突破。先后两次圆满完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工作，我国成为全球首个采用水平井钻采技术试采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的国家。同时，87座老矿山新增资源量达到大中型矿床规模，755座生产矿山不同程度地延长了服务年限，稳定职工就业20余万人。

　　在矿业开发方面，在经历了矿业十年的黄金周期之后，在需求大规模增长的驱动下，我国大宗矿产品在“十三五”期间的产量大幅度增长，其中煤炭、粗钢、十种有色金属和水泥产量增长最为显著。2017年，全国煤炭、粗钢、十种有色金属和水泥产量曾一度分别高达34.5亿吨、8.3亿吨、5 378万吨、23.3亿吨，较新中国成立时分别增长了100多倍、5 000多倍、4 000多倍、3 000多倍。

　　目前，中国年矿石开采总量超过300亿吨，在全球矿产品生产中占有关键性的地位。我国仍是煤炭、铁矿石、铅矿、水泥用灰岩、建筑石料用灰岩等20多种矿产品的全球最大生产国，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矿产品的产量增长速度更快。

　　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2020年我国能源资源、十种有色金属等主要矿产品的产量不同程度增长。其中，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40.8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2.8%；原煤39亿吨，比上年增长1.4%；原油19476.9万吨，比上年增长1.6%；天然气1925亿立方米，比上年增长9.8%；十种有色金属生产总量为6188.4万吨，比上年增长5.5%。

　　根据需求结构变化进行矿产品结构性调整，推动煤炭等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推进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绿色化改造。矿业由外延式粗放管理向内涵式集约管理转变加强，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降低。技术装备自主创新进步明显，不少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例如综采设备、大型破碎研磨机、输送设备、地浸采铀、伴生萤石选矿等，均已迈入世界先进行列。另外，信息化技术在矿山设计、施工、开采、安全、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大多数现代化矿井和大型集团公司都实现了井下监测系统联网，部分矿山实现了智能矿山的目标。

　　近年来，通过结构优化调整以及去产能、环境约束、自然淘汰等因素，全国非油气矿山企业数量大幅度减少，但矿山规模结构得到显著改善，我国大型矿业公司综合实力以及国际竞争力正在不断加强。据矿业网站公布的全球50强矿业公司排行榜中，我国有六家矿企入围，包括紫金矿业、山东黄金、洛阳钼业、江西铜业及兖州煤业等。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矿业向着绿色、安全、和谐、智能、高效的现代化矿业长驱发展。矿业发展不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矿产资源保障，探索出了一条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新途径，也为构建全球矿业命运共同体和矿业高质量发展探索出了中国道路，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